潘巧云其实应该知道，出了这种事，若不拖个替死鬼垫背，自己难免性命不保，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她知道，即使杀了石秀，师兄也不会复活，自己也不会见容于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世界。那时自己不但得继续与杨雄过着味同嚼蜡的日子，——在经历了一激情似火的恋情之后，重复这种无趣的夫妻生活简直是对自己犯罪。——还要受到他时时刻刻严密的监视和管制。与其被这种生活日渐摧损自己如花的美貌，磨蚀心中甜蜜的回忆，不如就此结束自己短暂的生命，让那份美丽的情感山高水长。
中国的传统观念向来蔑视女性，这种观念也直接反映在大量的文艺作品中，比如元稹的《莺莺传》。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再可歌可泣，也不能替代父母之命媒酌之言，那张生必须得抛弃了莺莺才算回到了正途。其实这本是一出元稹自己始乱终弃的悲剧，更让人不齿的是，元稹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在文章里为自己开脱，说莺莺是尤物，不祸害自己，定祸害别人。我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跟她断绝关系。像所有最为贤惠的妻子一样，成为弃妇的莺莺并没有为了挽救自己注定成灰的爱情而对元稹死缠烂打，倒是元稹还很无耻地追忆着，因为从德容功貌上来说，这个女子完全符合当时的大众标准，因而也是值得怀念的。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李春波的《小芳》，同样大名鼎鼎的才子，同样高姿态地抒发着自己虚伪的情怀。但对女性的污蔑与诋毁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还当首推《水浒传》了。在《水浒传》中，凡美丽女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些水性杨花并且薄情寡幸的淫娃毒妇。其中堪为代表的，当属潘巧云、潘金莲和阎婆惜这三人。施耐庵对于“失贞”的女人手下从不留情，潘巧云只不过发生了一次婚外情，便被杨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了。这些暴力描写充满了一种语言狂欢，可见作者在写到屠杀“奸夫淫妇”时，心中洋溢着怎样难以抑制的写作快感。阎婆惜与潘金莲的劣迹更大，下场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且来看看阎婆惜都犯了些什么涛天大罪。
阎婆惜本是东京人氏，与父母来山东投亲未果，遂困在郓城，想是当地娱乐业不甚发达，婆惜虽颇有颜色，又会诸般耍令，却不能过活，遇上父亲害时疫死了，便无钱安葬，不得已受了宋江的恩惠。(从中也可看出，阎婆惜并无水性杨花的前科，否则，凭她的姿容，要养活自己母女二人当非难事。)之后，由母亲作主嫁给了宋江，阎婆此举到底是出于感恩还是交易，是件让人怀疑的事，反正女儿的一生就由她这一行为决定了。但宋江的态度倒是明确，听到婆惜与张文远的风言风语后，宋江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
这段冷冰冰的话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宋江对阎婆惜并无半分情意，连对她养汉子这种世所难容的事都无动于衷，可见他从没动过感情。其二，阎婆惜的地位很值得探讨。虽说宋江无妻(书上没有写到)，但他对阎婆惜的态度却绝不像是正当夫妻的样子，甚至连妾的地位都更高些，倒有些类似于当今的官员包养情妇。身份暧昧处境尴尬，这是促使阎婆惜红杏出墙的第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面对着如花似玉且知情识趣的娇妻，虽不比那起登徒子夜夜春宵，也不至于“女人是老虎”吧?但他却宁愿逃离香闺美妻，一个人跑到冷气风生的场院里使枪弄棒，说得好听这是以事业为重，说得难听便是生理有问题。
我总觉得，一个男人既然娶了一个女人，就得为这个女人一生的幸福考虑，不要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寻找什么堂皇的理由。如果非得弄出什么国家为重的套套出来，就不要结婚，以免害了别人一辈子，像他从前那样不是挺好吗?要私通贼寇也好，要花钱买名也好，只要不暴露，没人会管你的。但宋江却不这么想，娶不娶妻对于他确实不是个什么大问题，有无妻室对他的生活也没什么根本的改变，反正都是男人说了算，娶个妻子放在家里守活寡那也损害不到他什么，兴趣来了多回家两次，兴趣没了就当没有娶过这门亲。让女人成为男人事业上的牺牲品，向来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